昆山花园位于上海四川北路南段与吴淞路之间的昆山路上，南边离苏州河不远，是一幢三层带部分四楼的连接式红砖洋房。1933年春天，丁玲就住在这幢房子的7号四楼上。
那时丁玲29岁。一年前的3月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入党仪式是以酒宴为掩护，在南京路上大三元酒家的一间雅座里进行的。与丁玲一起入党的有田汉和以群。党的重要负责人瞿秋白出席了这个仪式。
瞿秋白对青年时代的丁玲有过重要的影响。1922年，当丁玲还是一个叫蒋冰之的18岁姑娘时，女友王剑虹曾与她结伴，从湖南老家到上海求学。但时隔不久，她们又离开还在就读的上海平民女子中学跑到南京，准备去别处闯荡。就在这个可以决定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，她们在南京认识了瞿秋白。秋白诚恳地劝她俩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。在秋白的劝说下，这对湖南姑娘才又返回上海，在1923年秋季开学时，踏进了“上大”的校园。
她们开始听沈雁冰讲希腊神话和史诗，听俞平伯讲宋词，听田汉讲西洋诗，听陈望道讲古文，听邵力子讲《易经》……而她们最好的老师和朋友，似乎还是当初劝她俩来到这里的“上大”社会科学系主任瞿秋白。秋白经常在课后走进她俩居住的亭子间，对她俩讲古论今，悉心指点，甚至教她俩读俄文的普希金诗。
19岁的蒋冰之从此突飞猛进。仅过4年，还只23岁的她便以丁玲的名字大步走上中国文坛，先后发表了处女作《梦珂》和成名作《沙菲女士的日记》；26岁时（1930年）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；27岁时（1931年）主编《北斗》杂志（“左联”机关刊物）；28岁时入党，入党不久便肩负重任，担任了“左联”的党团书记。
这就是1933年春天住在昆山花园7号四楼上的丁玲，一个年仅29岁的女作家、女主编、女书记，胡也频烈士的遗孀，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，过得充实而又繁忙。4年前，继发表成名作之后，怀着对秋白的敬意，她把秋白和剑虹的爱情故事写成了中篇《韦护》；翌年又创作了另一个中篇《一九三○年春上海》，并先后出版了《在黑暗中》、《自杀日记》和《一个女人》等多部短篇集。1931年也频就义后，她擦干眼泪，以笔为武器，写了《在一个晚上》、《田家冲》、《一天》等一系列小说和诗文。1932年入党后，她又接连写下了抗议反动大屠杀的短篇《某夜》和反映16省大水灾的《水》，并开始创作长篇《母亲》。在繁忙的写作中，她还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，要不断研究情况，处理问题，出席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会议……
她的活动和她的寓所终于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。
距离那时64年的一天，沿着坚固厚实的楼梯拾级而上，我们走向丁玲住过的4楼时，已经感受不到当年的革命作家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惊心动魄。然而正是在这里，曾经发生过我们在反映党的地下斗争的小说中读到过的情景。
那是1933年的5月14日，当过史沫特莱秘书的冯达被捕，旋即供出丁玲的住址。据丁玲后来回忆，那天中午11点半，她开完一个文艺团体的会议从正风文学院回到家里时，见冯达未回，认为这不平常。正在这时，《真话报》（中共江苏省委主办）的主编潘梓年同志来了。丁玲把情况告诉他，潘梓年不慌不忙的，拿起桌上的一份《社会新闻》，坐在对着门放置的一个长沙发上；丁玲则坐在床头，急于要按规定及时离开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———冯达带着一帮特务突然在门口出现，丁玲和潘梓年一起被秘密逮捕。
丁玲被捕后，特务们在4楼设下埋伏。当天下午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带着文件来到丁玲寓所，被潜伏在屋内的特务窜出殴打并坠落窗外身亡。第二天（5月15日）《申报》就此刊登消息云：“昨天下午4时许，在昆山路昆山花园后面通到海宁路的一条小弄内，有无名男子由四层高楼跌下致死……”昆山花园开始引起市民的注意。10天后（5月24日），《大美晚报》又打破沉默，率先刊登了关于丁玲失踪的报道，一时间，震动了全市各界。人们议论着，等待着，关心着，又担心着———难道二年前“左联5烈士”被枪杀的一幕又要在丁玲身上重演？
丁玲被捕在当年也是轰动文坛的一件大事。上海文化界发起了一场影响极大的营救活动。蔡元培、杨杏佛、胡愈之、叶圣陶、郁达夫、沈从文等38位文化名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，要求释放丁、潘二人。1936年，丁玲被交保释放，以后几经周折，去了陕北。
从32岁时去陕北到82岁时（1986年）离开人间，丁玲又走过长达50年的战斗道路。在这么多年的风雨剥蚀下，昆山花园已不免呈现出一副老态，但是总的看来，似乎仍不失为一幢保存较好的住宅建筑，尤其是它的周围，变化巨大。那天我们站在丁玲当年的寓所里从前窗俯看，楼下的大门前已发展为一条琳琅满目、熙熙攘攘的服装街；再从应修人那天坠落的后窗望出去，新凯福大酒店高高耸立……而在这种“一年一个样”的喜人变化中，上海人民没有忘记当年的革命战士。作为在虹口区居住和战斗过的现代十位文化名人的故居之一，昆山花园7号四楼的门前也挂上了铜牌。望着铜牌上丁玲的浮雕头像，想到有人说她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，又有人说她的一生就是一部生动曲折的革命历史，似乎都没有说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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